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在株洲火车站发生了一起交警截扣火车事件，轰动一时。我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现追述其经过下。

（一）

    我因家庭的影响（我父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在蒋介石祸国殃民，悍然撕毁“双十约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前后，就有脱离蒋帮投向人民的意愿。一九一五年至四六年我任晋豫边区挺进军第五纵队司令时，曾企图义，结果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周伟龙与我有私人关系。一九四八年四月，周以我曾在湘西师管区搞过兵役工作，派我到湖南任招募组组长，接替喻勋衡（曾任交警九总队副总队长和总队长）的招兵任。八月以前，我在湘潭募集了几千名新兵。为了不把手里掌握的几千名新兵交给反动派，我打算立即举事，当既召开各中队长密谋策划。驻长沙的中队长夏先坤（我的内弟）自麦告奋勇，愿意负责除接兵部队的武装；驻湘潭的两个中队愿负责夺取地方团警的抢枝。但由于驻平江的中队长罗建的动摇，特别是由于缺乏党的领导，起义计划终于流产。我被迫将所招的新兵全全部交给邓季之的交警八总队和其他接兵部队，随即到南京向周伟龙述职。周命我仍回湖南继续招募新兵，由我组成两个交警教导总队（番号为教导一总队、二总队）和原属九总队的一个大队，委我兼任教导第一总队总队长。周下手令后，就到外地视察去了。人事室查出我不是军统分子，不予发表（交警部队实际上受军统控制，人事在免权牚握在军统手里，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军统的人）。我在任命的一个月里，常去总局秘书长锺贡勋家（锺是军统特务，和我在高教班同过学）串门，请他关照。一个月后周公毕回局，批评了人事室，发表了我的任命。同时发表招募组长邓震模任教导二总队长，毛羽芳任九队大队长。
    这年九月底，我由南京回到长沙，持国防部的文件到湖南省军管区交涉，得知程潜主席不准我们来湘招兵，我揣想程在湖南可能另有图谋。当时任省府秘书长的邓介松，过去在南京时，因房产问题，我曾替他帮过忙，便利用这个关系，托他求程潜通融。我对邓说：“我们两个教导队长都是湖南人，只要颂公让我们在湖南招兵，今后唯颂公的马首是瞻，颂公有的所指示，一定尽力效劳”。通过这条渠道，果然得到了程潜的支持，解除了招兵的禁令，我也很快的完成了招兵的任务，为相机起义归向人民准备了条件。
    不久，我通过邓介松向程潜密报交警总队有大批美械存郴州，请予扣留。几天后，邓告诉我，程同意扣留，已交缓署参谋长刘嘉树办理，刘是蒋介石的死党，没有执行程的命令，而让总局将这批军火经广州运到台湾去了。
    鉴于以前起义流产的教训，我开始多方寻找党的领导，找了好几外门路，都没有接上关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某日，在喻勋衡家里，他介绍他的同乡汤匊中和我见面，事先他告诉我，汤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这时喻已决心弃暗投明，后来也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于是我对汤诚恳的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举行起义。汤对我谈了当时的形势，交待了党的负责同志，他总是用一些客观原因加以推脱，仅把他儿子汤建民和妹妹汤子声（都是地下党员）介绍给我。从此我就把他们看做党的代表，诚心接受他们的指导。汤子声当时在长沙戥子桥小学任教师，我便把该校作为与他们联系的地点。
    我找到了党的关系，就开始秘密进行工作，努力争取与我有关系的部队和个人一道归向人民。我派了总队军法官夏殖华到益阳做他的党兄夏步云父子的策反工作；派夏先坤去沅江策反地方实力派张青年；通过我的同乡好友黄毅夫策反交警四总队总队长李穰（李与我也是同乡）。交警九总队大队长毛羽芳，在我策划起义的过程中，始终和我一致行动。我总队的干部，除由总局派到宁乡、邵阳的两个中队长外，其余从大队长严文瑞到各中队长，均已通气，他们都愿意随我归向人民。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军统高级特务钟贡勋飞到衡阳，派人把我找去。钟故意先将特务头子毛人凤给他的一封信亲笔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说：“我们是老同学，你又是交警的将领和湖南招兵的负责人，在湖南的时间长，一定了解不少湖南的情况和程潜主席的意图，希望你把所知道的情况对我谈一谈。”我当时意识到，钟首先将毛人凤的亲笔信给我看，并对我谈这些话，是因为去年总局发表我任命队长时，我曾托他从旁帮忙；本年二月八日，毛人凤将周伟龙拘捕，并下令撤掉我的总队长，钟又为我向毛说情，结果将原令收回；钟以为我会感恩戴德，一定能够死心塌地跟他走。我当时考虑，如果受其笼络，把我所了解的程潜起义告诉他们，把我亲手组成的两个交警总队和一个大队全部开往台湾，向反动派报功，可能使我获得某些暂时的好处；但，这样做不仅危及程潜的安全，而且严重损害了湖南人民的利益，如卫生间对得起程潜，对得起湖南人民？如何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和无数革命先烈？我决不能利令智昏，干这等事。于是回答他说：“程颂公回湖南后，以家长自居，有些事情，可能没有按中央的总图办，至于说他同情共产党，那绝对没有的事，请转报上级不要自相猜疑，自撤藩篱为好。”和钟告别后，我即回到总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二）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我从驻地赶回长沙，先会见邓介松，邓又带我会见程潜。我向程汇报了我部的情况。他当即下手令委派我为湖南保安第四旅旅长，下辖三人团，即以我部交警编成；并嘱找三个好团长。接着，我谈到原郴州库存大批美械，刘嘉宾树已让交警总局运住台湾去了。他听了甚为惋惜。我以根据毛羽芳的密报，告诉他醴陵车站现在停有装载美械的列车，请示处理办法。他说：“你明天到绥署来。”翌日我到绥署，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程，当时杨继荣也在座。程指着我对杨说：“有人要威胁他。”杨听了默不作声。关于扣留醴陵美械一事，程却一句未提。我猜想他可能是要我当面提出请示，试探杨的态度。我知道杨是蒋介石安置在程身边的特务，也不便贸然启齿。这件事情，程潜既无明确指示，我只好向党组织请示。当晚我到戥子桥小学找汤子声，恰好汤匊中父子都在那里，我即将毛羽向我密报的情况向他们汇报，他们一致主张我去扣留。我说：“我的主力部队在衡阳茶市，调兵来不及，怎么办？”杨说：“你自己带随身部队去扣嘛。只不让这批军火运往台湾，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一个大贡献。”但我还是慎重其事。三月十八日，我又去找我的要好同学三一四师副师长祝凯商量，并把程潜派我当旅长的手令给他看了。祝说：“是大智大勇的事，不可失掉时机，让他们把武器运往台湾，有伟地下党的重嘱。”于是我下定决心干了。
    三月十九日，我带了大队长黄威韩、参谋羊某（名字忘记。他们二人后来都牺牲了）、军械主任傅海泉、区队长高兴胜（打游击时牺牲）等，率领警卫队三十余人，携带武器，连夜赶到醴陵车站，摸清停车的轨道。二十日拂晓，我们一举夺取了军火列车，管制了押运官兵，勤令车站将列车返驶株洲。当夜，列车到达株洲车站，适大雨冲毁了桥梁，无法继续向长沙开行。就在这时，长沙绥署二处处长、发生激战，一时商店闭市，交通断绝。因众寡悬殊，我方死伤十余人，我仅带一个兵跑了出来。事情发生后，许多报纸报道了消息，如三月二十三日长沙《中央日报》的标题是：“张先正率部叛变”，《国民日报》的标题是：“株洲一场混战”。
    这次被我截扣的军火，计有各种枪枝八千余件和大批弹药。由于当时驻在长沙、株洲、衡阳一带的交警只有我部和毛羽芳部，没有其他部队来夺取这批军火；攻打我的八十八师，又系陈明仁的部队，他们也不敢据为已有，结果全部缴到长沙绥署。
    我脱险后，原拟回茶市驻地，因闻部已离开茶市，该处被反动军队占领，于是决定到活动于武冈山区的贺锄非部队中去暂时牺身，俟机与自己的部队联系。我逃走后，亲属受株连，家里也被抄，这些情况就不赘述了。
    我在去武冈之前，曾于三月二十一日派羊参谋去茶市察看部队情况，并与严文瑞联系。羊走到驻地外围，不幸被反动军队截捕，搜出了我给严的信件，就在那里牺牲了。
    我去武冈途中，四月一日行至竹篙塘，被一百军一九七师团长曾祥斌截捕，押送长沙绥署，脚撩手拷入狱。不久。经过与我共同策划起义的干部徐玉龙、曹清云等奔走活动，得到仇鳌说：“张先正暂关监狱中，比在外面安全，在外面特务会暗杀他的。“仇把程的话托曹清云转告我的爱人，要她不必担忧。在这期间，国防部以我系军事要犯，曾向程潜提出，要将我提走。程借口我的叛变，问题复杂，要把，内幕查清，再作处置，拖延下来，到六月一日便将我释放了。我出获后，不敢立即回家，在绥署警卫团排长夏伐夷暂住。
    六月三日，汤匊中介绍我与涂西畴同志在戥子桥小学汤子声的卧式里见面。汤对我说明过去未给引见党的负责同志，是为了党的安全，现在经过考验，证明我确是诚心起义，负责同志才同意与我见面。涂西畴同志对我慰勉一番，对形势作了一些分析；规定他用“黎明”、我用“白金典”作为今后联系的代号；要我继续作好交警四总队长李穰的策反工作；并告诉我刘人奎已与党取得了联系，要我不要把已编入刘团的原交警人枪拉出来；流散到河西的交警人枪，则要我自己去招集拢来。我表示一切照办。与涂告别后，我立即去找我的同乡也是李穰的好友黄毅夫，开门见山的谈了起义的问题。李穰坚欲与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二是我又向涂汇报请示涂开始有顾虑，我以身家性命担保，他才同意，要我第二天带李去见他。那次涂和我们谈了一个上午，谈的内容不外是分析形势，交待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和对起义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以后穰终于归向了人民。

（三）

    株洲事件后，原交警总局督察长曹铁身和我总队副总队长夏晨阳，强迫部队立即开往台湾。可是大队长严文瑞，团结了曹清云、喻冠军、饶雨农、刘启云、冯德钦、白朝清、夏先坤、严振世、黄威韩等十八位中队长（内有一部分驻在长沙河西，即涂西畴同志要我召集拢来的那些部队），坚决抵制了他们的命令，并采取了果断断措施，镇压了煽动部队开往台湾的大队政训主任刘英（军统特务），立即离开驻地，与陈采夫（陈与地下党有联系）取得联系，掉转枪口，进行游击。结果，我部二十四个中队，被弄到台湾去的只有两个中队，其余二十二个中队都归向了人民。
    不久，交警总局派人到茶市，将早几天被处决的刘英的尸体挖出，拍照上报，作为我率部叛变的铁证。蒋介石追究此事责任，一查张先正既非军统，其交警总队长一职纯系周伟龙擅自委派的，并未通过保密局，周伟龙应负责。后来，周伟龙在台湾被蒋介石杀害，就是把我部的“叛变”作为他的罪犯证之一。（关于周被杀一事，是1958年从香港归国的宋承禹向汤匊中讲的）。
    严文瑞率部起义后，长沙《建设日报》曾以“张先正残部继续叛变”为题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这个部队经地下党的安排，归刘人奎、严文瑞共同掌握，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转到浏阳，坚持游击，迎接解放。
    前面说过，我出狱后，为了安全，暂时住在绥署警卫团的排长夏伐夷处。我将我爱人的堂姐夏钧介绍给汤子声，作为我与党组织的联系员。几天以后，汤匊中要毛羽芳派人来接我到他们的游击队去（游击队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自救军湘中纵队”汤匊中是纵队政委，毛羽芳是纵队长兼第一团团长）。我请警卫团团长程元（程潜的儿子）派夏伐夷带兵送我到宁乡县境。我到达游击队驻地的当晚,即遭敌军袭击。在汤匊中和姜亚勋部政委徐上达同去姜部，研究两部如何取得联系，更好地开展游击活动。
    我到毛羽芳的游击队不久，原交警流散在长沙河西的人枪，已由黄威韩召集拢来，编入毛羽芳支队第二团。我们委派黄为该团团长。我率领这些部队行了一天军，傍晚在一个村庄宿营，正在埋锅造饭，刘勋浩的八十八师跟踪追来，我们弃饭登上附近的一个山头，派廖经纬中队封锁山口。据报敌军已在我总原宿营的村庄驻下，乃派毛维凤中队的一个区队长率部拢乱敌人。敌人向我山口猛悬殊，只好分散脱离接触，使敌顾此失彼。部队经过三天的行军和战斗，在宁乡某煤矿附近会合，无一伤亡。
    这时汤匊中也从姜部公毕归来，适值桂系第七军会同刘公勋浩师围攻企图起义的三一四师，我部又与之遭遇。突围时，汤匊中因年龄较大，行动迟缓，一度陷入险境，我命令警卫班死力掩护，才得脱险。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我们遵照游击战术的指导原则，在宁乡、长沙边界周围百里的地区内，与敌人周旋了大约五十天左右。有一次，数倍于我的敌人，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并切断了我们的退路，企图一网打尽。我们却钻了敌人的空隙，转移到它的背后——长沙河西，歼灭了敌人一个催粮的保安中队，立即转到宁乡烧汤河，做好群众工作，在那里停下脚来。这时喻勋衡也带了一些人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汤健民、郭仁成两同志一同来到游击队，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并和喻见了面。他们离开去的当晚，敌人继续分三路向烧汤河追来，我们又转到道林。有一个战士被敌人捉住，用火钳烧红，活活烙死。
    敌军不断的“围剿”，部队日境相当困难。七月中旬，党组织要夏钧给我送来指示，要我注意长沙河西在军事上的价值和陶即照此行动：汤仍率陶凯部在宁乡花明楼龙凤山一带游击；黄威韩部回长沙河西活动（解放前夕，黄被敌人活捉，挖眼砍足，光荣牺牲）；毛羽芳率总渡洞庭湖，转战华容一带（解放后毛部武器交给了湖北军区江汉分区杨振东部）；撩经伟（毛羽部中队长）率部回宁乡杨林桥继续游击；喻勋衡回他的家乡游击；我个人带了几名警卫和夏权森中周柏林部武装起义（我早派夏殖华做好了工作），获得圆满成功。七月下旬，经汤子声介召，由“三一三0”组织将我部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五师，我任代司令员，毛羽芳、夏识时、周柏林分任三个团长（夏先坤营编入夏识时团），夏先坤调师部人事科长，以前在长春起义的姚凤翔任参谋长，他保荐文觉任参谋处长，夏权森任副官处长，曾广荣为干事。我持涂西畴同志给我的亲笔信与进军益阳的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取得联系。旋奉十二兵团的命令，部队由益阳军分区领导，发给给养，直至十月部队整编。整编后，干部入益阳军政干校学习，我调任益阳专署参议。

一九七九年九月
转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P.21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