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希 

    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回到了家乡，专程拜访了茶陵县列宁中学。这所学校是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县苏维埃政府创建的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五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过。现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学升中学，校舍较过去扩大了好几倍，拥有四百多名学生。当我踏进校门的时候，当年母校的仪态浮现在我的眼前：“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校牌仍悬挂在校门上，学堂两边的厢房也如当年，仍为老师、学生的寝室。我特地邀请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忠生、彭发胜等，重游母校，共叙往事，金色童年的生活历历在目。

（一）

    一九三零年冬，乡政府推荐我上列定学校读书，得到通知后，我心里乐开了花。这所学校是这年七月创办的。随着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也相应的发展了。农村乡、村小学和农民夜校似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仍不能满足农民的学习要求，于是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由县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这所学校，命名为“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为发展苏区文化，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骨干都起了重要作用。
    学校刚成立，苏区和白区的青少年都纷纷要求入校学习，由于校舍有限，学校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订了几个条件，加以控制。一是无论苏区、白区，入校学生都由区、乡苏维埃政府或党的组织推荐介绍；二是入校学生必须具有初小或相当初小文化；三是入校学生都须经过文化考核，不合格者仍回本地乡村小学读初小。
    我接到推荐通知后，面对上述条件，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因为我只在私塾念过一点《三字经》之类的书，两本书还没有念完就休学了。第二天，我父亲送我去上学。学校设在小田寨下坪，离我家有二十里路。学校是九月开学的，我们去时正在上课。老师见了我，马上就进行考试，那时我的心情有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老师拿笔给我，要我写“打倒帝国主义，武装拥护苏联！”这几个字我写对了，老师当即表示说可以入学。这对我真是一件大喜事，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县四面八方，既有苏区的，也有白区的，多数是秩堂、高陇、小田、严塘、尧水、腰陂等地的，共七十多人，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一百多人，但女生不多，只六、七人。学生年龄大的到二十来岁，小的只十一、二岁。学校分甲、乙、丙三个班，甲班是高等班，要做作文，乙班次之，丙班最低。基础差的学生都进丙班，视成绩升班。我不知道其中乙里，被编入丙班，开始并不在意，心想不管什么班，只要有书读就行。后面搞清楚了，觉得进丙班不光彩，心里有些不好过，于是鼓暗劲，一心想升入甲班。
    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它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根本目的。以教育为工农群众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习马列主义与文化知识相结合、读书与支援前线相结合为基本方针。无论教学内容、方法，还是师生关系与旧学校迥然不同。就拿课程来说，旧学校死啃《四书》、《五经》，单调乏味。我们学校的课程就多了，有国语、算术、革命常识、社会发展史、俄史、自然、地理、生理卫生，还有体育、图画、音乐。教材都是教师自己编写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结合实际，容易被学生接受。尤其重要的是初步学习了马列主义，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

（二）

    我们学校是在党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县区各级党、团组织和政府对它的成长壮大都十分关心。当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和县团委书记段苏权等同志，常来校指导，勉励学生为革命多读书，读好书，掌握革命本领。
    学校建立了党、团支部。那时党、团支部活动是秘密的，我是个共青团员，团支部每星期开一次会，或学习或过组织生活。开始，团支部书记是尹奴苟，他是甲班学生，又是学生会主席，一九三二年春，他被调去搞白区工作，由朱忠生继任团支书。我们按月交纳团费二十文钱（一个铜板）。团支部组织领导学生，在党支部的统一布置下，开展各项活动，真正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学校是由共产党员陈国清和当时任县团委秘书邓永耀负责筹办的。开学后，他俩分别担任校长和副校长。陈国清任职不久，只二、三个月，就被调走了，由贺碧如任校长。贺当时是南委的负责人之一，工作较多，但他很能干，工作认真负责，除做南委工作，还兼教全校《革命常识》。副校长邓永耀是个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除主持教务外，还担负全校的音乐、体育、图画的教学任务。一九三一年四月，贺碧如调到湘赣省文化部工作，邓继任校长，并兼教《革命常识》。他多才多艺，平易近人，在师生中威信较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办得生机勃勃，他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其他在校时间比较长的老师还有刘生汉、陈桂清、段振财、谭时生、彭思忠等。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刘生汉老师，他是教国语（语文)和算术的，讲课生动有趣，记得他讲《世界大鹏——列宁》一课时，讲得很有感情，也很生动，使我们听得入迷。可是谁能料到，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后来却被当作“A、B团”杀掉了。
    学校有几位勤务人员，一个事务长，一个炊事员，他们都是党员。炊事员是清水人，年岁较大，是学校唯一的长辈，老师、学生都尊敬他。他对老师、学生都尊敬他。他对老师、学生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老师、学生都挤出时间去厨房帮厨，尽力减轻他的负担。还有两位刻蜡板的，他们不但要为我们学校刻印教材、课本，还承担了全县各乡、村小学和农民夜校的教材、课本的刻印任务，工作很繁重。
    学校教职员工，对学生非常关心。学生有病亲自寻草药、找单方、送水熬药。学校的一切活动，老师们都从不缺席，几乎课间游戏都要带头参加。劳动时把重活揽在自己身上；支援前线战斗时，他们冒着抢林弹雨走在学生前头。他们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浇灌了校园，培养了学校的好校风、好学风、好传统，使学生得到思想、品质、学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新人。

（三）

    我们学校的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同红军部队一样，根据学校的实际，制定了师生的责任。我刚上学时，就听贺碧如校长讲过，他说我们的责任是“不疏忽，不推脱，不滞迟，不落后。”一九三二年二月，学校根据省教育大纲精神，系统地编写了《我们的责任》的这本讲义，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使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更自觉地遵守组织纪律，发愤读书。那时还建立了学生委员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会下设经济工作，实行经济民主，财务公开。
    学校的学习风气很浓，同学们都知道学校机会来之不易，抓紧时间学。为了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学校办了列宁室，室内辟有墙报组、体育组、美术姐、文娱姐、阅览组，组织学生开展文娱、体育、美术活动。阅览组还设有图书、报纸、杂志。当时报纸有县办的，省办的，也有中央办的，如战报、捷报、湘赣红旗、列宁青年等，还有共产党十大纲领、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这对铺导学生学习，增长学生知识，提高学习觉悟，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学校经常进行考核，平明小考，期终大考。考试成绩出榜公布，最后一名的下面，用红笔打一个勾，好像一把红椅子，同学们把成绩排列在最后或者不及格的称为坐红椅子，同学们都怕坐红椅子，一旦坐上，都哭鼻子。就是没有坐上，分数不高的，心里也很难过。一九三一年期终考试，我只得了七十二分，名次摆在全校三分之二的位置上，心里不是滋味。
    那是，学校有个“星期六优待红军家属”的制度。每到星期六同学们就帮校周围村庄的红军家属去种地，团员们更是义不容辞。我们这一行动，对发展壮大红军队伍起了促进作用。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清楚：晓塘冠背村谭云生参军以后，他妻子生下孩子才几个月，他很不放心。我们学校每期六都派几个学生到他家云耕田种地。且他家离校较近，平时也有一些学生利用休息时间为他家挑水、劈柴、扯猪草，做些家务事。他妻子刘普梅非常满意，写信告诉丈夫，说家里得到学生照拂，诸般都好，要他不要挂念。谭云生接信后很是高兴，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不再牵肠挂肚了。
    学校支前工作也做得很好。红军一来，立即组织学生欢迎。大些的学生写标语，有的还演唱欢迎红军的歌曲；小点的学生就列队喊口号，鼓舞士气。战斗时，组织学生为红军送信、送水、拾子弹壳等等。尽管我舞不能为战斗做更多的事，可对红军战士来说，却是个鼓舞。他舞看到我舞这些小家伙机智勇敢，冒着抢林弹雨送茶送水，嗬，可来劲了，恨不得多打死几个敌人。我们也从这里受到了战争的锻炼，磨炼了革命意志。
    我们还承担了教务农民识字的任务：一是设立识字岗，在交通要道口立一块木牌，上面写几个字，要过路人认，不认识的就教。二是晚上学生轮流下到各乡、村工农俱乐部或夜校，教农民唱歌、识字。农民识字课本是老师编的，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工人们，劳不停，做苦工，晨到昏，得工钱，数十文......”这样的内容，易懂易记，能启发思想，激发感情，帮助农民弄清道理，提高觉悟。农民都热情地叫我们“小先生”。

（四）

    我们的生活是既艰苦而又幸福的，所谓艰苦，是由于战争频繁，学校三度迁移，校舍差。开始，设在小田寨下坪，这里峰峦重叠，山青水秀。校舍设在祠堂和一个地主的房子里，有三间教室，七间寝室，教职员工有单独的住房。教室里有黑板、课桌、板凳。寝室里有简易的床铺，还有厨房、猪栏。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是最理想的地方。但好景不长，只几个月，国民党反动派打来了，一把火烧个精光。我记得那还是一九三一年正月二十日，我们正上第二节课，突然“砰砰”抢声大作，老师当即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转移！”师生们四处奔逃，几经周折，才在墨庄中户祠堂里集拢。随后住进晓塘晓水村谭造业的房子里。这里条件很差，没有课桌，学生只好用膝盖当桌子，在膝盖上写字，做算术。板凳和铺板都是学生从家里背来或向老百姓家里借来的。通常是三、四个学生睡一铺，有的干脆开地铺。后来，学生增多了，校舍不够，于一九三二年春，迁往毗塘书院。这个书院历来是小田、秩堂一带的学府。但地方小，我们一百多学生住进去，拥挤不堪。不少学生只好将蓝天当课堂，膝盖当课桌，地上开连铺。
    所谓幸福，首先我们有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上也想方设法尽量解决。那时，学生和老师一样，在学校集体餐宿。当时根据地经过土改，穷人都分了田地。根据地的学生每月带二十五斤粮食，不足部分全由政府补足；红军家属和白区的学生不带粮食，全部由政府供给。学校经费（包括老师、学生的菜金）均由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拨给。老师、学生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吃一样的菜，开始每人每天的菜金一角二分，后来降到八分、五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种菜、喂猪，使生活逐渐改善，间常还能吃肉。有时一个星期还能分得几个铜板的“伙食尾子”，我们拿“尾子钱”去买纸笔或牙粉等物。
    还有，我们的生活是快乐美好的。邓永耀、刘生汉老师两人编了一首校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也是我们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正如校歌所唱的一样，每天从早到晚不是书声就是歌声。尤其是在革命纪念日或国耻纪念日里，老师、学生都登台表演，有朗诵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说快板的，有打莲花闹的，还有小型戏剧，热闹非凡。这些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各具特色。我记得那时演了一个歌剧《大放马》，是冲着《小放牛》来的，人物也是一个姑娘，一个牧童。有一段是这样唱的，姑娘唱：“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十月革命什么人领导？什么人为中国工作的首领？什么人在中国做农运最早？”牧童唱：“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起草，十月革命列宁来领导，苏兆征、向忠发是工人的首领。彭湃、毛泽东领导农运最早。”有的戏剧演得很逼真、动人。记得有一天学生舞刚集合起来，邓永耀校长就从学校外面五花大绑押着张辉瓒来了，一抓上台，好几个老师就登台争着控诉他的罪恶，这下同学舞群情激愤，个个磨拳擦掌，有的真想跳上台去打他几个耳光。这时，只见邓校长一声令下，宣布将张辉瓒交给人民政府处决。一下子大家将他抓下台，走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的手痒痒的，正想动手去打，他却边走边卸装，定晴一看，原来这个“张辉瓒”变成了刘生汉老师，大家如梦初醒，不觉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好，有跳高、跳远、打球、拔河、游戏、荡秋千、军事操练等项目。就拿打球来说，学校有两个球，一个足球，一个小皮球。开始我们都不敢动它，有一次邓校长将足球向我们站的地方踢，踢得很高，同学们都吓得抱紧脑袋。以后，大家都跟着玩起来，和球交上了“朋友”，学会了不少玩法，如“打四门”，即撩腿、踏脚、顶头、转身，好玩极了。还订了个规矩，谁输了就罚谁唱歌，不肯唱的，学猫叫或作狗爬也行，谁愿做猫当狗呢？大家都愿唱歌，不会唱的，也扯破嗓子乱喊一阵，逗得大家棒腹大笑。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向我根据地发起了愈加疯狂的“围剿”，茶陵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向江西永兴境内迁移，列宁学校也随之迁到永兴梅花的花砂村，这时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学校无法上课，经请示省苏维埃政府同意，学校暂时解散了。听当时的同学说(在这之前，我被派到红军部队去了），学校解散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专程来到花砂村，对学生讲了话，他说：“现在敌人进逼，环境恶劣，学校没法办下去了，只好暂时解散，你们回家去，等革命胜利了，你们还可以继续读书。”
    这所孕育着革命战士摇篮的学校，虽只办了三年，她为革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革命战士，我和老同学概算了一下，她为地方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起码输送了二百多学生。他们有的为革命英勇牺牲，有的成了领导骨干。现在健在的还有好几位同志，他们都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了。
    （注：作者是茶陵秩堂公社人，原山西军区副司令员，现已离休，住长沙市五里牌老干所。）

茶陵党史办尹烈承记录整理
一九八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