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炳炎

    誉称“瓷城”的醴陵，是我国瓷器八大产区之一，在国内外久负盛名。该县位于湘东，水陆交通方便。境内东北两乡盛产瓷土，延绵数十里，质量颇佳，藏量丰富，具备了发展瓷业的有利条件。

一、醴陵瓷业的起源及清代生产的概况

    醴陵瓷业始于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亦说始于明末，方志和有关史料各说不一。
    《醴陵县志》（民国三十七年刘谦主修）记载：“瓷土为醴邑特产，清雍正年间，有粤人播迁来醴者，始发见之于沩山，用制瓷器良佳。自是沩山遂为瓷业中心区，渐次推广于赤脚岭......等处”。志中附录县人文斐撰写的《醴陵瓷业考》云：“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沩山发现瓷矿。雍正七年，向沩山寺僧智慧赁山采泥，创设瓷厂，并约其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二十余人，共同组织，招工传习，遂为醴瓷之嚆矢。其先师樊进德，明朝人，业瓷者。”
    县人傅熊湘于民国十五年编纂的《醴陵乡土志》记述；“考醴陵瓷土发现之始，约当清雍正年间。其地为王仙附近之观口，尔后沩山，瓷厂寖盛，而沩山碗遂传其名。”
    《中国实业志》（民国二十四年版）说：“湖南土瓷业，始创于醴陵。清雍正六年，有醴陵人廖重威者，自广东传入制瓷之法，乃在醴陵发起设厂仿制，最初寥寥数家。”
    湖南出版的《实业杂志》第二零二期刊载的“湖南醴陵瓷器工业最近概况之调查”（肖直成撰文，民国二十四年印）一文中说：“醴陵制造瓷器，始于明末，名为土瓷，质粗而价廉，行销颇远。”
    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于民国二十九年撰写的《醴陵瓷业调查》云：“醴陵之产瓷始于雍正初年，当时有樊姓者，佚其名，江西南昌人，偶来醴陵，于沩山发现瓷泥，遂于中枫塘购地开设瓷窑。”
    笔者还查阅了嘉庆和同治纂修的《醴陵县志》，均无瓷业由来的记载，仅说“碗出沩山”。故以上各种记述，还有待今后发掘古窑进行考证。但在未得出结论之前，暂时只能以一九三八年所修县志记载的始于“清雍正七年”为宜。
    综合县志和有关史料的记述，醴陵自雍正初年开始烧造粗瓷以来，经过较长时间的改进，逐步有所发展。乾隆时期，窑厂多在沩山。嘉庆以后，逐渐发展至赤脚岭、老鸦山、王仙、大林桥、小林桥、瓦子山、漆家坳、严家冲、青泥湾、茶子山、塘山口等地。咸丰初年，窑户增至数十家。后因太平军起义，运销不畅，瓷业生产颇受影响。同治至光绪初年，粗瓷销路逐渐好转，窑户日见增多，仅青泥湾一处就增建四厂，包括咸丰三年初建的三厂，共有七家窑户。光绪十八、九年至二十余年，瓷业生产极盛，此时为醴陵瓷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县共有四百八十余厂，龙窑二百余座，尤以沩山至王仙一带窑厂密集，表泥湾也增至十七厂。
    光绪末年，由于“洋瓷”大量输入我国，粗瓷日趋滞销。醴陵各处窑户资本不足，制法守旧，出品粗陋，故市场日益缩小，加之运商抑勒，致使窑户赔累几至歇业。光绪三十一年，沩山上中下三段，仅有窑户六十余家，年产值约二十余万元。加上青泥湾、老鸦山、茶子山、塘山口、邓家渡等地窑户所产之瓷，全县年产值约三、四十万元。按当时售价推算，年产粗瓷碗碟不过四千余万件。

    二、细瓷的兴起和釉下五彩的发明

    （一）湖南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的建立
    “戊戌变法”以后的湖南开始注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光绪三十一年春，清政府官员熊希龄（湘西凤凰人），随湖南巡抚端方出国考察宪政，东游日本，见京西、大阪、濑户等地产瓷精美，心窃慕之。回湘后，为振兴湖南工业，与醴陵县人文俊铎，于古历四月束装前往沩山等地考察，目睹当时瓷业之萧务状况。为发展醴陵瓷器生产，熊氏提出立学堂，设公司，培育人材，引进技术，易以新法等主张。两次呈文湖广总督端方，均获照准，即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在县城北郭之姜湾，创立湖南瓷业学堂。设辘轳、模型、陶画三科，分速成和永久两班招生。聘日人安田乙吉等五人任工艺教师，培训烧造细瓷技术力量。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校舍落成，熊氏又集商股五万，创设湖南瓷业公司。就瓷业学堂之前，购地建厂，装置机械，砌筑景德镇式和日本式窑炉。为加速瓷业的发展，旋即将学堂速成班学员，提前入厂，又聘请景德镇名师，教授圆器成型工艺。是年十月，公司新建厂房告竣，正式开工投产。湖南之有细瓷，从此开始。
    （二）釉下五彩瓷器的发明及赴赛盛况
    创办在醴陵姜湾之湖南瓷业公司，熊希龄自任经理。该公司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是当时全国七个新式瓷厂中突出的两家之一（另一家是景德镇瓷业公司，光绪三十三年筹建），下设有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为了尽快改变醴陵瓷业的落后面貌，公司一开办就主张弃旧图新，力求工艺先进，故专制上等瓷器，以抵制“洋货”，从而扩大醴陵瓷器销场。由于公司极为注重创造，广集技术人材，延请绘画名师，致力于科学研究。在学堂工艺教师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载的试验，创造了几种高火性釉下颜料。故在传统釉下青花装饰的基础上，运用国画双勾填色的绘画技法，采取“三烧制”工艺，发明了釉下五彩瓷器。
    由于公司首创之釉下五彩细瓷，品质优良，洁白似玉，尤在装饰方面，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水平，为当时景德镇之青花瓷器所不及，故深受市场欢迎。宣统元年九月，公司将所制产品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劝业奖进会，荣获一等金牌奖。宣统二年，又参加在南京紫竹林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亦荣获一等奏奖。宣统三年，选送展品出国，在意大利都朗举行的博览会上，又获得最优奖之荣誉。民国四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巨工告竣，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醴陵送展之瓷器，分别陈列在工艺品和美术品两馆，均荣获优奖金牌。由于醴陵瓷器四次赴赛连获最优奖赏，因而驰名中外。从此，国内各埠商贾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尤以釉下五彩花瓷更获盛誉。

    三、民国时期醴陵瓷业的兴衰

    （一）湖南瓷业公司的改组及其倒闭
    公司创办之初，共设有十二个坯厂，因专制上等细瓷，工效低，成本高，未及一年即已亏损。宣统元年熊希龄调离醴陵，由罗饴继任。光绪三十三年，改学堂为瓷业艺徒学堂，将永久班并入湖南高等实业学校，易名窑业科。罗饴在职四年，在文笔峰之下增建新厂，遂将姜湾老厂改称第一厂，新厂称为二厂。后因任事非人，开支过大，连年销售不旺，故负债银十六万余两。罗氏辞职后，由龙璋接办，又招新股，增建工房四十余间，大窑一座，添雇坯工百余人。经过整理，生产有所扩大。民国二年，经省议会议决，公司改为官商合办，由实业司（注1）长刘承烈任总理，公举常先为经理。鉴于上等细瓷滞销，故改制普通细瓷。民国三年，公司营业颇好，将受水灾影响停业的薄利公司收买并入二厂，并在长沙、常德、湘潭、衡阳、益阳以及醴陵之十字街设立六大承销处，年营业额业额达二百万元。民国四年，改瓷业艺徒学堂为省立乙种窑业学校，附设窑业研究所。民国六年，又改称湖南窑业试验场。民国七年兵燹，公司和试验场之机械设备，尽遭北洋军阀吴佩孚所属张怀芝的军队捣毁，致使生产和试验全部停顿，迄至民国九年才缩小范围复业。民国十年至十二年，公司生产逐渐好转，此时共雇请制坯工人四百一十余名，包括烧窑、制匣、制釉、勤奋杂以及管理约近五百人。民国十三年，湖南窑业试验场扩建，更名模范窑业工场。民国十四年，国受天灾和时局影响，公司营业冷淡，加上余元，遂于秋节停工。民国十五年，县工会成立，责令公司筹款复工。在工会的督促下，由各债权人按债集股，就第二厂营业，改名新记湖南瓷业公司。民国十七年，由省建设厅拨款修理公司所属第一厂房屋，并入模范窑业工场。随后又由省建设厅陆续加资，得以勉强维持生产。民国二十年二月，省建设厅鉴于公司连年经营失败，责令撤销，遂将第一厂租与游先理经营，定名民利公司。次年又将第二厂租与文心楼开业，定名民性公司。
    经营二十余年的湖南瓷业公司，除受兵祸和南票（注2）跌落等客观影响，主要由于任事非人，开支浮滥，各承销处卡买，因而造成巨大亏损，在无法断续维持之际终于倒闭。此时，名师巧匠散之四方，曾经风靡一时的釉下五彩瓷器，也随着公司的倒闭停止了生产。
    （二）民办瓷厂的发展和盛衰
    自熊希龄创办湖南瓷业公司以来，由本地商贾集资筹建新厂或由粗瓷转产细瓷者，逐渐有所发展。到民国五年，先后在姜湾和沩山等地开办有薄利、改良、舜业等公司。民国九年至十九年，又先后开办有德昌、裕华、九如、楚利、中和、天宝等公司，多属合资经营。此时包括原建老厂，全县共有十四家细瓷生产企业，拥有制坯工场（旧称“半厂”，相当于现在一个班组，下同）一百四十二个，共雇请制坯工人一千一百三余名，包括制釉、制匣、烧窑以及勤杂等，直接从事生产者约有一千四百余人。在此期间，由于营业颇旺，各公司无不获利。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营业日趋冷淡，各公司生产多不景气。设在青泥湾的九如和楚利公司，均因资金微薄无法维持竟至倒闭。此时，包括向省建设厅租赁厂房设备的民生和民利公司，新组织的三家合作社，以及新开办的湘醴和裕新公司，全县共有细瓷业十七家，拥有阶级窑三十余座。由于制工粗糙，出品低劣，不能与“洋瓷”竞争。因此，产品滞销，货积成山，亏损愈增，致使工人经常失业，极难挣得敷口之薪。
    乡间土瓷生产，自光绪末年至民国建元，因受时局影响，产品连年销售不旺。民国初年，少数窑户为自救计，组织土瓷维持会，呈请省建设厅拨款资助，然因机构不健全，经费有限，无济于事，故旋即解体。此时，全县共有土瓷窑户一百零五家，资本约五十万元。民国七年兵燹，北军四出乡村搜索抢夺财物，多数窑户亦受严重摧残。民国九年至十年，营业复旺。未及数载，生产又日趋萧条。民国十八、九年，工商得以稍见发达，经营土瓷之商人先期预付货款，窑户遂又增加。但随后两年，市场又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致使土瓷生产急剧下降。至民国二十四年，西乡之窑厂全部倒闭，东北两乡之窑厂亦多萧条。此时全县仅存在瓷窑户一百三十四家，共雇请工人三千零七十九人。其中，位于东乡沩山、老鸦山、赤脚岭、瓦子山、大林桥、小林桥、大水湾、大冲和王仙九处，仅存九十七厂；位于北乡之隆兴坳、严家冲、傍山下、青泥湾四处，仅存三十七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交通阻塞，景德镇瓷器不能远销，醴陵瓷业遂为国内唯一兴旺产地。民国二十九年，全县细瓷厂增至四十六家，包括搭烧户（没有窑的个体户）七十五家，彩花纸店七十七家，共雇请有工人三千六百余人。此时，乡间土瓷生产亦有发展，共有窑户一百三十八家，雇工增至四千一百六十九人。按所烧窑次推算，年产量达八千三百六十余万件，未及四年，细瓷窑厂又增至一百一十八家，阶级窑发展到八十余座，拥有制坯工场四百四十多个“半厂”，雇工达四千一百九十余人，年产量最高达十万担（约二千多万件）。产品行销湘、鄂、川、陕、黔、粤、桂、滇等省，此为醴陵瓷业历史上极盛时期。民国三十三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占驻醴陵，全县瓷业生产又遭到极大的蹂躏，被烧毁之厂房计九十八栋，值法币七亿余元，包括生产设备和物资损失共计一十三点五七亿元。城区各厂生产全部停顿，年余不见烟囱冒烟。
    抗战胜利后，旋即有七十九家细瓷厂复工，民国三十六年又增至九十余家。随着交通恢复，醴陵瓷器的销场又逐渐打开，部分釉上彩产品，由广州出口转销香港至南洋群岛。不及两年，由于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苛捐杂税倍增，尤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致使瓷业生产一落千丈。细瓷窑厂先后于民国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四月倒闭或停工者达八十九家，仅存七家勉强维持生产。乡间土瓷窑户亦大部分停业，所出产品无人问津。因此，数千工人失业，是年粗细瓷产量降至一千四百九十九万件。

    四、建国以来醴陵瓷业的发展

    （一）全面恢复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醴陵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八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就积极扶植全县瓷业恢复生产。经过贷款贷粮，产品收购，组织运销，至一九五零年八月，全县共有六十七家细瓷厂和一百零三家粗瓷厂先后复工。为了加强瓷业的领导，一九五一年元月成立醴陵县瓷业工会，一九五二年又成立全县瓷业管理委员会。到年底全县复工的瓷厂和个体户增至三百六十余家，还有由县手工业联社组织的九个合作社和一百四十七个合作小组，包括由省工业厅投资新建的醴陵电瓷厂，全县共有六千一百八十九人就业，全年共生产日用瓷四千六百六十四万件，电瓷八百九十七吨。
    一九五三年，全县瓷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为改进日用瓷传统生产工艺，在阳三石新建地方国营醴陵瓷厂，砌筑三座倒焰式圆窑，开始采取机械制泥，旋坯成型，煤窑烧成，对全县瓷业的技术改造作典型示范。
    一九五四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针对醴陵瓷业的具体情况，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私营瓷厂刘祥记为试点，改造为公私合营建设瓷厂。一九五五年，又将之同、日新、大公、大丰四家私营瓷厂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同年八月，成立醴陵陶瓷研究所，着重为恢复和发展釉下五彩开展实验，并对传统的坯釉配方及生产工艺作了改进。
    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根据典型示范取得的经验，对全县城乡五十九户细瓷厂四十四户粗瓷厂，五户电瓷厂，八户陶画加工厂，以及一百户个体户，全面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按照地理条件合并为二十四家工厂。为统一管理醴陵瓷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又将县手工业联社所属的三十三个合作的社组，分别改组为地方国营企业或并入合营瓷厂。此时，公司下设二十八个厂矿，其中细瓷厂有一十二个，粗瓷厂一十一个，电瓷厂一个，陶画加工厂二个，包括瓷泥矿和研究所共有职工八千一百七十九人。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品种增加，质量提高，开始成批生产出口日用瓷。至一九五七年，全县日用瓷总产量完成一万一千零六十二万件，其中出口瓷六百零一万件，电瓷总产量完成四千七百七十七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二）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的主要成就
    在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县瓷业开始进行以技术改造为中心的工厂化建设。在县城北部的寨子岭下和黄泥坳，在车站附近的李家坡，披荆斩棘，大兴土木。经过十年的新建、扩建和拆迁改建，醴陵瓷器公司先后建成有国光、星火、群力、永胜、力生五个出口瓷厂，新民瓷厂、渌江电瓷厂、陶瓷机械厂和瓷泥矿等九个企业。醴陵电瓷厂又扩建了新厂区。为了改变传统的水碓粉碎、手工成型、自然干燥、松柴烧成等落后的生产工艺，全面开展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从一九五七年三月起至一九五八年，对全县一百二十座阶级窑，在原窑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各间增砌炉栅，全部改为直接烧煤，每年节省松柴一亿六千余万斤。紧接着又采取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搞制泥和成型等各种机器，全面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从此，醴陵瓷业结束了有史以来手工作坊式的传统工艺，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至一九六六年，日用出口瓷总产量完成四千三百五十万件，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六倍，电瓷总产量完成九千四百余吨，较一九五七个增长一倍。
    在全面改革生产工艺的同时，醴陵陶瓷研究所为恢复和发展釉下五彩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培育技术力量，不断改进传统工艺，研制颜料新品种，促进了装饰的艺术水平显著提高。一九五九年与群力瓷厂合作，成批生产了国庆十周年北京“三馆”用瓷，一九六四年又协同该厂精制了国庆十五周年首都人大会堂国宴餐茶具。由于瓷质洁白，釉面光润，制工精细，尤其是被釉层复盖的画面，色彩雅致，清新明亮，因而获得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人的赞扬。
“文化革命”期间，因受林彪和“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影响，造成生产秩序失常，致使全县瓷业生产两度下降。但由于广大职工积极向“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坚守工作岗位，在极为挽回生产损失的同时，继续进行技术改造，全面推广了滚压成型、链式干燥、隧道窑烧成新工艺，因而促进了生产，仍然取得较大的进展。一九七六年，全县日用瓷总产量完成一万零二百万件，比一九六六年增长31.12％，其中出口瓷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件，比一九六六年增长53.42％。十家省属企业的会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五千六百四十六元，比一九六六年提高44.88％。
    （三）伟大历史转折以来的发展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内乱。醴陵瓷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各厂职工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使工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光瓷厂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狠抓产品质量，广泛开展标准化活动，全面实行责任制、核算制和奖惩制，促使生产蒸蒸日上，年年超额完成各项国家计划，连创历史最好水平，产品的一级品率和出口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被誉为全国轻工业的先进单位。在该厂的带动下，各厂生产稳步上升，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五家出口瓷厂的一级品率，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平均稳定在65％以上。
    为了提高日用出口瓷的换汇率，增加企业的积累，为加速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国光、永胜、群力等瓷厂的职工，努力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大搞产品升级换代，创造名牌。通过改进工艺，加强科学管理，进而又发展了高档成套瓷的生产。运往美国的白玉牌和醴陵牌餐具，质地洁白无瑕，造型装饰新颖，“如鲜花盛开的美丽”、“象炸弹一样震动美国市场”，产品的换汇率比中档出口瓷提高三倍以上。在一九七九年国家质量奖评选中，群力瓷厂的釉下五彩餐、茶具，国光瓷厂的厚胎餐具，分别荣获金质奖和银质奖。醴陵电瓷厂生产的大爬距瓷套管等高压电瓷，在国际市场上亦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县人民政府的积极扶植和省办瓷厂的援助下，社队瓷厂也有很大的发展。由一九七八年的六十一家至一九八二年增至八十三家，职工人数由二千八百五十八人增至五千八百三十五人，广泛分布在渌江、东富、枧头洲、孙家湾、王仙、黄沙、东堡、大林、浦口、沈潭、嘉树、贺家桥、长岭、转步、新阳、仙霞、板杉、八步桥、黄达咀、枫林市、小横江等二十多个公社，其中有八家社力瓷厂规模较大，年产值在五十万元以上。邑城内还兴办了八家街道瓷厂，一九八二年有职工九百八十余人。这些集体企业，生产的日用瓷和各种工业瓷以及建筑瓷，除供国内各省市，亦有少量出口。
    一九七九年以来，由于各厂实行经济责任制，促进了全县瓷业的生产蓬勃发展。日用瓷总产量由一九七八年的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件，到一九八二年增至一亿七千四百五十万件，占全省的38.16％。其中出口瓷为五千四百八十万件，占全省的40.82％。高档成套餐茶具，从一九八零年正式投产，到一九八二年增至三百八十万件。电瓷总产量，由一九七八年的九千零九十七吨。包括高频瓷、化工瓷、建筑瓷以及陶瓷机械和瓷用装饰材料，一九八二年全县瓷业的总产值为一亿二千三百八十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9.76％。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五千四百余元，其中国光等十家省属企业平均为六千六百五十二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17.81％。随着生产的发展，积累也逐年增多，国光等十家省属企业，一九八二年共为国家提供利润和税金一千八百零九万元，其中利润为一千万零二千元。
    （四）目前的概貌
    经过五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醴陵瓷业，全城烟囱林立，工厂鳞次栉比，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属于省辖的全民企业和事业单位共有一十三家。其中，属于醴陵瓷器公司管辖的有国光、星火、永胜、群力、力生、新民六家日用细瓷厂和瓷泥矿以及新建的石膏粉厂；属于省机械局管辖的有醴陵电瓷厂，属于省水电局管辖的有渌江电瓷厂；属于省轻工业厅管辖的有陶瓷机械厂、陶瓷研究所和陶瓷技术学校。属于县办的全民企业有六家，其中有全胜和工艺两家日用瓷厂、建中瓷厂、石门口和红旗两家陶瓷厂，以及瓷城机械厂。属于县社队企业局管理的瓷厂共八十九家，其中社办日用瓷厂一十六家，工业陶瓷厂一十三家；队办日用瓷厂四十五家，工业陶瓷厂一十五家。属于城关镇管辖的，有八家瓷厂和一家贴花纸厂。据一十九家省辖的和县办的全民企业和事业单位统计，共有职工一万六千零四十人，拥有各种机械设备二千余台，各种隧道窑三十余座，建筑面积达六十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约九千七百万元。年生产能力，日用细瓷一亿四千万件，电瓷一万一千吨，陶瓷机械一千五百吨。在八家日用瓷厂中，以国光瓷厂规模最大，是全国日用瓷器的重点企业之一，计有职工二千九百二十二人，年产细瓷能力可达四千万件。醴陵电瓷厂和渌江电瓷厂，都是全国电瓷企业中的重点厂，主要生产高压电瓷。其中，以醴陵电瓷厂规模最大，计有职工一千九百八十四人，年产能力七千吨。醴陵瓷泥矿所属马颈坳矿区，是全国储量最大的瓷土矿，露天开采，其资源可供醴陵数百年生产。新建的石膏粉厂，实现了机械化生产，设备先进，由于采取新工艺煅烧石膏，模型强度显著提高。醴陵陶瓷研究所，除拥入有试制和物检化验设备，还新建成年产金水十万瓶和颜料三十吨的装饰材料车间。镇办的姜湾花纸厂，釉下和釉上花纸均能生产。总之，在各方面都奠定了为扩大醴陵瓷业生产的基础。
    据一九八三年统计，全县一百一十家瓷厂（此外还有三十家社队陶器厂）以及七家配套企业和事业单位，共有职工二万三千三百余人，全年总产值一亿二千二百九十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6.8％。日用瓷总产量为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万件，约占全国的5％，占全省的38％，其中，出口瓷四千四百八十五万件（包括高档瓷三百九十六万件），占全国5％左右，占全省的39％，远销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电瓷总产量为一万六千五百余吨，其中，高压电瓷八千六百吨。此外，还生产有各种工业瓷和建筑瓷六千余吨。由于国际市场变化，中档日用瓷订货任务减少，又因星火等四家日用瓷厂经营管理不善，使本年积累有所减少。
    为了振兴醴陵瓷业，最近周政副省长率领省计委和省经委及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亲临各厂视察，组织有关人员座谈研究，制定了今后的发展方针，坚持贯彻出口与内销并举，围绕抓质量、上高档、多品种、低能耗、增配套、求效益的目标，积极进行生产继续发展。为了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使各项措施付诸实现，现已成立醴陵瓷业协会。展望未来，鹏程远大。

    主要参考资料
    1.《醴陵乡土志》傅熊湘慕编，民国十五年版。
    2.“醴陵细瓷调查”百中撰文，载《实业杂志》172和173号合刊，民国二十一年版。
    3.“湖南醴陵瓷器工业最近概况之调查”肖直成撰文，载《实业杂业》202号刊，民国二十四年版。
    4.《中国实业志》湖南篇第五章陶瓷业，民国二十四年版。
    5.“醴陵瓷业调查”五彥撰写，载湖南省银行《经济丛刊》民国三十一年版。
    6.《醴陵县志》刘谦主修，民国三十七年版。
    7.醴陵瓷器公司历年工作总结及报。
    8.醴陵县统计局历年统计资料。
    9.“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邓文科撰文，载《湖南陶瓷》1981年2期。
    10.《湖南省轻工志》日用陶瓷篇初稿。黄炳炎撰写，1983年印。
    注：1.实业司是省政府管工业的领导部门，相当现在省政府下面的厅局。
    2.“南票”原为光绪二十二年湖南阜南官钱局发生的银两票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