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解忧》、《遣遇》考
陈纪洋

    我国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晚年流寓荆湘时期，留下了一百多首诗篇。其中《解忧》、《遣遇》二首诗（见《杜诗镜铨》下册九五九页），是他在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年）春漂泊湘江时的作品。这是两首因事立题的纪行诗，历来的杜诗注家的论家，都难以确定其写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九八二年，杭州师范学院樊维纲同志在研究杜甫湖南纪行诗的编次时，提出了《解忧》是杜甫过昭陵滩时写的。而《遣遇》写于何处，迄今尚无定论。
    在这次地名普查工作中，我们根据杜甫曾经经过的长衡之间这段湘江的地理环境，查阅了有关史籍，证实《解忧》这首诗无疑是杜甫过昭陵滩得脱危险而作的。《遣遇》一诗则是诗人离开晚洲后经过城墙石的作品。

《解忧》与昭陵滩 

    《解忧》在杜甫诗集中并不是名篇，但记舒了诗人漂泊湘江时的行踪和沿江景物。诗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吭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至远宜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
    清代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一书中，《解忧》题注“上水得脱危险而作”；又引先前注家所注，“云涛盘”是说船在“云涛之间盘转，方言所谓‘盘滩’”，“呀吭，乃滩口”。这就肯定了《解忧》是为过滩而作，但没有指出具体滩名。只是把此诗编列于《宿凿石浦》之前。《旧编湖南诗》已列此诗于《次空灵岸》之后，《宿花石戌》之前，但也没有举出诗作的具体地点。空灵岸，即今之观音岩，由空灵岸至花石戌，有滩多处，其最险处当首推昭陵滩。
    我们把《解忧》作为诗人过昭陵滩脱险而作，联系此滩昔日的险状来看，是完全相符的。昭陵滩之险，古籍有不少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八：昭陵滩，“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舟行而惮其险”。乾隆《长沙府志》卷五说：昭陵滩“滩石险阻，行舟覆溺者甚众”。光绪《湘潭县志》卷四载：昭陵滩“石峰星错，川洪线引，商舟经汛，时虞损没。旧设引船，晴旗雾鼓，每日薄虞渊，则征舻暂舣，破晓扬舲，雁行鱼贯”。民国《醴陵县志》也有类似记载：“昭陵滩上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舟多覆溺。乾隆二年，衡山人茹松捐资凿石，放洪口铸铁桅导舟，行李便之”。古籍古志所载表明，昭陵滩是湘江株洲段最为险要之处。
    以诗词记舒昭陵滩险状的也不乏其人。如张九钺（乾隆举人，早负才名，历臣江西、广东，晚归湘潭主昭潭书院）的《昭陵滩》竹枝词云：“昭山孤秀澈昭潭，南上昭陵水石参。石似樗蒲水金碧，澄明五色冠湖南。......昭陵滩上建宁乡，城廓荒芜半夕阳。只有桃花自开落，更无茅屋祭昭王。”乾隆时，泗洲知州张文炳经过昭陵滩，作《昭陵滩》二首之一：“昭潭清澈冠长沙，来往昭陵日未斜。双桨划儿飞涉险，一篙渔父稳安家。马迁游迹推湘水，杜甫诗才老岸花。最是月明风定夜，数声横笛静喧哗”。张瓒（湘潭人，乾隆时举人，官至山东平度州知州）《昭陵滩》诗云：“石濑噌吰走白沙，片帆微带夕阳斜。水村沥乱分渔火，野岸参差见酒家。澌护狂澜吹竹箭，瓒坑怪石剪江花。相传此地风涛恶，问渡舟人夜尚哗”。这里的“怪石”、“风涛恶”、石似樗蒲”、“水石参”等，以及水激石间则怒成湍的“石濑噌吰”，急流从乱石间穿过发出“吹竹箭”的声音，都是昔日昭陵滩绘色的真蒲写照。
    古籍、古诗不但描述了昭陵滩的险状，也涉及到“昭陵”称谓的由来。据有关史籍记载，昭陵滩之源于五代。那时，马殷踞湖南，误以其祖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殁于此地，故追封为“昭灵英烈王”，在滩旁边立祠以祀之。南宋乐雷发在此题诗时，祠尚在，然已误“灵”为“陵”，昭陵滩的名称遂沿用至今。这是杜甫以后若干年的事了。杜甫诗中自然不会提到昭陵滩。至于唐时昭陵滩叫什么名字，当另作考证了。杜甫仲春时经过这里，正显示了“水石参差去橹难，激流成怒吹竹箭”的险状。那时候，既没有引船的“晴旗雾鼓”，洪口也没有“铁桅导舟”。诗人乘孤舟从惊浪雷奔的怪石丛中盘转而出，故而有“得失瞬息间”的忧虑，当他在篙工驾船顺利通过洪口得脱危险时，才以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解忧》这首诗。
    昔日的昭陵滩如此险恶，今天的昭陵滩已化险为夷。经过航运部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的炸石鋶河以后，搬走了怪石，增宽了航道，枯水期也能顺利通过百吨位的船只了。

《遗遇》与城墙石

    《遗遇》是杜甫晚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云：“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从诗的内容看，采蕨女的苦难遭遇和民逃村空的现实，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忧愤感，为抒忧摅愤而写下了《遗遇》这首诗，宣泄出汹涌在心底的波澜，对当时统治阶级的贵人、大吏们为富不仁、横征暴敛的罪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而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则表示深切的同情。诗的本身，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爱护劳苦人民，厌恶坏人坏事，渴望匡国济民的思想感情。
    对这首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诗篇，与《宿花石戌》一样，杜诗论家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处？历来没有找到答案，一般只说是杜甫在湖南的重要作品罢了。现在，把这首诗列于《次晚洲》之后，即为诗人离开晚洲后经过“城墙石”的作品，是有道理的。
    依地理形势而言，“城墙石”位于晚洲之上一公里的湘江北岸（湘江绕经株洲县南部的荷包洲而成U形，变为东西流向，故称北岸），现属株洲县王十万乡赤石村，与衡山县隔江相望。一道二百多米长的朱色崖石，壁立江岸宛如城墙，故名“城墙石”。“赤石”亦因此得名。这就是诗人所称的“朱崖”。这里距花石戌三十六里水路。杜甫从花石戌早发，到晚洲游历、访问和作《次晚洲》诗，正遇上春水上涨（《次晚洲》诗有“陂陀风涛壮”、“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句），离开晚洲，迎着洪涛继续溯江而上，开帆即经城墙石下而过。按行程计算正是中午时分。这些，与《遣遇》开篇的两句“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正好相合。城墙石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既无津渡和集市，亦无名胜古迹，古籍也不见记载，是个不出名的地方，故此很少有人知道它、提到它了。
    从诗的内容和诗人的心境来看，《遣遇》与《宿花石戌》、《早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遣遇》中所描绘的“石间采蕨女”、“暮返空村号”，显然是诗人在花石戌傍晚时所见到的。此诗中的“空村”与《宿花石戌》中“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民逃村空情景完全相合。再有，诗人从花石戌出发时所写的《早发》一诗中，引用了“微蕨饿首阳”这个典故，也是因见到采蕨女有所感触而想到的。诗人耳闻目睹这一带人民在“黠吏徙”渔夺下所过的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因而激发了忧愤之情。故在《宿花石戌》诗中沉痛高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遣遇》发出“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贵人岂不仁”句是反语，不是说贵人是仁慈的，而是说贵人都是为富不仁，含有愤慨和谴责的意思）的感叹!说明这两首诗在诗人的思想感情上也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可称为“朱崖”的来写作《遣遇》呢？通观长沙至衡阳这段湘江两岸的地理形势，从长沙至凿石浦一段是没有朱崖的；衡山一带属花岗岩地区，也没有；今株洲县境内只有空灵岸（今名观音岩）可算是另一典型的“朱崖”，但杜甫已在此作《次空灵岸》诗，从诗的内容看，与《遣遇》是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其他地方即使有点类似“朱崖”也无可论证。 

编次与时间

    考证了《解忧》、《遣遇》的写作地点以后，可以知道杜甫当年在今株洲县境内（原属湘潭县），从凿石浦至城墙石这段一百三十里长的湘江中，一连写了九首诗。这九首诗的编次是：《宿凿石浦》、《早行》、《过津口》、《次空灵岸》、《解忧》、《宿花石戌》、《早发》、《次晚洲》、《遣遇》。这是杜甫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对于研究他的个人经历、当时株洲一带的地理历史情况和民情风俗，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这九首诗的写作时间，无疑都是杜甫在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年）春，由长沙去衡阳时的作品。只要把诗人在长沙所作的《清明》二首、《发潭州》和在凿石浦所写的《宿凿石浦》联系起来，其具体时间就比较清楚了。
    杜甫于大历三年二月离夔州（今四川奉节县），顺长江而下，因商于（今陕西商县及河南内乡一带）兵乱，无法北归长安，遂留居江陵，辗转于大历四年二月抵潭州（今长沙市）。在长沙停舟数日，登岸游览古迹名胜，作了《清明》二首。说明诗人来到潭州已近清时。又解舟沿湘江而上，去衡州（今衡阳市）投奔旧识韦之晋（当时任衡州刺史）。从长沙出发时，写了《发潭州》，内有“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句，也说明诗人是在春暖花开，清明燕子来的时候离开长沙的。根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查实，公元七六九年公历四月五日，是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为清明节。诗人于清明后一两天离长沙，约二、三日行程到达凿石浦，正好是近二月底了。《宿凿石浦》有“仲春江山丽”、“阙月殊未生”句。仲春是指二月。“阙月”的“阙”，同“缺”。《礼记.礼运》“三五而阙”，孔颖达疏：“谓月光亏损”，此处是指农历的二月底。与诗人于清明后离开长沙到达凿石浦的时间是吻合的。
    弄清了诗人到达凿石浦的时间，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清代杨伦在《宿凿石浦》一诗中所注“阙月，必初二也”，是不确切的。不论哪一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日，都不可能是在清明过后。二是可知道公元七六九年春汛到来的比较准确时间为农历二月底，公历四月十一日左右。从《次晚洲》诗来看，诗人是在这里遇上春汛的。晚洲地表高程为海拨四十米至四十六米之间。诗中“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句，谓花发沙前，舟近折之为便，可知当时晚洲春汛水位是三十八米左右，故坐在船上很便当地折取岸边上的花枝。这与株洲地区历年来春汛一般不超过四十米的警戒水位也是符合的。
    杜甫晚年，曾经两次来回于这段湘江。这是第一次沿江而上，时间在仲春，这九首诗都体现了仲春时节的景物。诗人去衡州投韦扑空，又折回长沙，已是仲春，这几首诗与回长沙时的情景都是联系不起来的。第二年他又从长沙去衡阳，时间是农历四月，那是由于潭州长沙县发生了兵变，诗人一家泛舟向衡阳逃难，一直到耒阳，因受水阻又回棹顺江而下，时间在秋季。很显然，无论是时间还是诗人的心境，其他几次路过这段湘江时，都不可能写出九首诗中的任何一首诗来。